我已经变成世界级的午睡专家

达尼·拉费里埃 · 2017-04-11 19:56:55

读达尼的这本描写日常生活的书,就像一路采蜜,其中有精彩的描写、深刻的思考,也有细腻的生活片段。(法国《快报》)

生活的节奏突然加快了

达尼·拉费里埃
黄凌霞 潘博 译

时代老得很慢

一旦你抱怨迪厅里的声音太大,警察太年轻,披着风衣学假牛仔的样子让人发笑,汽车开得太快,人们不再遵守交通规则,忘了黄灯是干什么用的,礼貌成了一种公开奉承的形式,熟悉的女人们以那么疯狂的速度重新年轻起来,让人觉得与她们擦肩而过时又回到了从前,医生对极其激动的病人的灵魂状态漠不关心,听不懂那些发音不清晰并且讲话明显太快的电视主持人在说什么;一旦你抱怨刚刚认识的那些人在每个星期日的清早就打电话,不再有马尔罗和米勒时代的好作家了,意大利电影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时代后不再有像费里尼、罗西里尼和安东尼奥尼那样的电影人;凯鲁亚克和他那些人好像太不负责任,不能盲目地追随他们开心地在全美国乱跑,而美国正悄悄地设法摆脱颓废的50年代;不公正和种族主义仍是资本主义的两个孪生姐妹,俄罗斯仍然能够面对美国时,人们对世界的平衡更放心,约翰·肯尼迪遇害那天忘了自己都做了什么,看到列侬和洋子在蒙特利尔旅馆的一个豪华房间的床上为和平而战斗的照片时感到好笑。当一切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瓦解,当你常常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就像我一样,那就是你已经老了,也就是说已经踩上另一个节奏,这无药可治。

在午睡的阴影下

我相信午睡是我童年时期罕有的讨厌的事情之一。这种憎恶的其中一个理由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午睡是成年人的一种发明。不管母亲说什么,这对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人们曾经注意到,孩子生气之后会试图扩大领地的范围,因而变得不可控制。这就不可避免地与那么钟情于秩序的成人世界发生了对抗。所以,必须驯服他,但最后只有睡眠能使这猫一样的年轻人平静下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午睡变成了童年的特征之一。大家都有些怀念那段时光,人们觉得自己正在全速奔跑时被逮住了。由于孩子反对睡觉,在他看来,这就像是从生命中偷走了时间。为了说服孩子躺下,人们使用了所有可能的诡计。晚上,为了让孩子上床,大人对他说如果想在看不见的世界与其他人重逢就必须闭上眼睛。人们让孩子通过窗户欣赏已经入睡的城市。确实,一座已经入睡的小城市,能激发总是看到它处在运动中的孩子的想象。孩子想知道这种运动为什么不在午夜发生。人们让孩子明白,如果他站着,城市就不可能入睡。所以必须午睡。可是,对曾是孩子的我来说,疲倦不可能是一种可预见的状态。它在孩子眼里仍然是个陌生的事物。和未来或往昔一样,都是一种人为的观念。它的空间是当前时刻,而疲倦是成人身体的倒错。在离我越来越远的那个被祝福的时代,我感觉有能力不停地玩到时间的终结之时。那些时刻和那些时日一样,不表示任何意义。人和动物都先于我筋疲力尽。我像苦行僧一样旋转,在梦中重新找到了同样的迷醉。我不再区分梦和现实。成人们好像因不能阻止我而感到失望。早在特吕弗的电影之前,我母亲就了解了制造“美国之夜”的技术,即让夜晚出现在白天当中。她只需关上窗户。她知道我机灵,老讲逻辑(我们的讨论没完没了),于是把窗户的每处缝隙都堵上,为的是让哪怕最微弱的阳光也不能照进房间。如果人们不幸地忘了其中一处缝隙,我就开始嚎叫,直到引起所有邻居的注意,让他们急匆匆赶来看这个饱受折磨的孩子。通过不断的抚摸和温柔的话语,人们最终使我平静下来。美国之夜已经开始,还剩下最困难的步骤:睡眠本身。首先,在牛奶是热的并且加过糖的情况下我才会喝掉它,相反的是北美的孩子喝凉的并且不加糖的——这已经在我们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如果我喝完牛奶之后感到无精打采,我只能迷失在我母亲的乳房间,同时听着那些鬼故事才会最终入睡。当我醒来时,窗户已经打开,房间里已经大亮。我无法相信我睡着了。这个时刻并没有印在我的记忆里,睡眠对我没有任何价值。大人睡觉是因为他们第二天要工作。不久以后,在青少年时期,我应该睡觉,是为了第二天在教室里精神饱满。人们总是为了一个主人而睡觉。我真正认识到午睡是在流亡时。在蒙特利尔的时候我愿意在白天睡觉。睡眠是一台允许回溯时间的非凡机器。我在白天做的梦好像比晚上做的梦更高兴,更有活力。我急匆匆返回,在躺到灰白相间的床单上之前会关上窗户(回溯童年的一种习惯)。我在这个肮脏的房间里唯一的奢侈,是干净整洁的床单。我好像在源头位于遥远童年的一条河里游泳,脑袋一挨到枕头就跌进了另一个世界里。我有时会一直睡到半夜,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过分漫长的午睡会以噩梦结束。那时候,睡眠占据了我生活中那么大的空间,我严肃地思考了这一事实。我只知道,很久以后我陷入一种消沉状态。然而我从来没有那么幸福过,总是准备重新找回那个没有警察,没有海关人员,也没有门房的世界。对我来说(我的判断不同于心理学家的判断),我忧虑地与一个我从没有见过的独裁者对抗了十来年之后正在恢复力气。在太子港,在我生活的街区,那时候总是很热,并且房子里总是人满为患。到处都能碰到沉睡者:房间里、厨房里、走廊上。结果,人们睡得又少又差。总是不安,从不满足,如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前夜的一个战士。

午睡爱好者

我现在是蒙特利尔一个相当宽敞的房间的唯一占有者。寂寞的沉睡者。我已经变成世界级的午睡专家。世界上有三种午睡类型:简短的、中等长度的和漫长的。长时间的午睡并不值得推荐,这我已经说过,它最终会进入睡眠的无人区。简短的睡眠是突然来临的,事先没有通知。它很管用,可持续的时间不会比一场热带雨长久。当它从后背抓住您,您就会像一只筋疲力尽的苍蝇一样跌倒,一刻钟之后醒来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机器已经停下,这一刻钟人们从地球上消失了。请您当心没有经历过这种自我忘却的人。那一刻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一醒来时,用冷水洗脸,立刻会精神焕发,像刚刚连续睡了十个小时。在我时不时地在电台工作的那些艰难岁月,我曾试过两种类型的午睡(简短的和中等长度的)。我的工资勉强允许我付得起房租,可我有时间阅读和做梦。我混淆了这两种功能。有时我正在阅读,然后扑通,书掉在了地上。一醒来,几分钟之后,我继续阅读。在这两种活动之间,我吃水果和蔬菜。简短的午睡让我想起一种迷你汽车,它小得可以停在任何地方。我可以在公共场合藏在一张报纸后面入睡。可中等长度的午睡是不能随地进行的奢侈。而睡的时间太长,会让人感到抑郁。有人告诉我,如今的生活节奏这么快,午睡是不能饶恕的,是白白浪费时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在白天当中停下来歇一歇,可以让人对别的事情更敏感——而不会老想着自己。午睡是我们对被城市的粗暴节奏弄得筋疲力尽的身体的一种礼遇。

慢生活赞

可以说,一个社会,如果连老年人都加快节奏而非放慢节奏,那它就有危险了。大家会问,人们如此匆匆,是要去哪儿呢?我看见人们在这个大商场的过道上急奔,都踩到别人的脚了,为的是抢便宜货,然后去收银台,尽管离天黑还有好几个小时。这种急躁也出现在飞机上。飞机刚刚停稳,他们就站在过道上,好像舱门没开就能出去似的,甚至坐在最后面的乘客也如此,尽管他们知道,前面那么多人不出去,他们根本就没法动。好像有人大喊一声飞机上有炸弹似的。人们在生活中几乎到处推行这种节奏。在咖啡馆里也同样,你稍一迟疑,犹豫是选小杯咖啡还是大杯咖啡时,服务生就走开了,招呼完所有的客人之后,才回来接待你,让你总觉得自己过了号。有人觉得这种节奏太快了,但没有办法让它慢下来。他们累得半死,最后像旧汽车一样抛锚。八十岁,而非四十岁,人们也选择这种节奏——正如我所见的那样。人们似乎不知道,坐在自己的阳台上,透过葳蕤大树的树枝,看马路上流动的风景,品尝这样的快乐,享受这种奢侈,年龄并不重要。有时,好像谁都对这种事情没有兴趣,懒得看。轮番当演员和观众,对拥挤忙乱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否则,过不了多久,人类的匆忙与蚂蚁的忙碌就没有区别了。如果不停地动弹,运动就不存在了。有停有歇,才谈得上运动。静止存在于运动当中。那这种狂跑是谁组织的呢?又是要往哪儿去呢?自己的生活自己安排,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我的生活,不管我愿不愿意,都摆脱不了这种集体节奏。我观察着住在马路对面的一个小家庭,父母刚刚出去,扔下儿子给爷爷奶奶看管。正在花园里玩耍的孩子突然觉得很失败,因为他转过身,却看不到本应关注他成功的亲切目光。爷爷奶奶正在埋头阅读旅游宣传册,忙着计划周游世界呢!他们渴望前往博物馆和饭馆接连不断的城市,而且肯定会不停地拍照,以便他们的子孙将来能够记住他们。他们会忍不住问别人是怎么去的,要想规划得更好,就得尽早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必须赶快问,因为对方一猜到你想干什么,就会打断你的话。我在想,当人们发现你存在的意义,即你的本质时,他们会怎么做。互相之间无话可说了?这种焦急也反映在交通上,公共道路总是被人侵占。看到某辆汽车挡住别人的道路,而不是停到几百米外的停车场,我总是感到惊讶。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对于这种情况,特别幽默的伍迪·艾伦会怎么评说。把车停在路中间,是因为他想比所有人先到,哪怕是去撞墙。第一个死的可获得性命比赛奖。我回想起来,过去,就是昨天吧,生命是用山来比喻的,必须尽快地爬上去,兴致勃勃地到达山顶,看看山那边的风景。人们很快就明白自己上当了,所有的秘密都被揭开了,下山时沮丧得很。我们试图向跟在后面的人解释说不要赶,但这是白费劲。如此奔命真是太蠢了。我们的口号是:慢下来。只有慢下来,才能好好地欣赏景色,才能关心别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对自己感兴趣,直到被世界的美景,被树木、他人、情感,被此刻在你周围颤动的一切所吞噬。这样多好啊!但要体会这样的热情,就必须慢下来。“我不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慢下来,那样会失去生命的固有要素:速度。”这种蠢话是想告诉我们,不按他们那种节奏生活的人,日子都会很平庸。我记得那个漫长的午后,我和奶奶待在小戈阿沃家中的走廊里。三个小时什么都不干:她在品咖啡,我呢,在看一群蚂蚁吞噬一只死蝴蝶。这时,来了一辆汽车,风尘仆仆,是从首都来的,经过我们家门前时甚至都没有减速。刹那间,我遇到了坐在后排的一位女士怜悯的目光。她好像在想: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戏剧,没有现代舞,没有文学节,没有旅游,也没有革命,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只剩下光秃秃的生活本身。可当时,我完全陶醉于自己的童年,没觉得自己缺少什么。坐在布满灰尘的汽车中的那个女人没有注意到,在那个小走廊里,正在上演一出并不比大城市的演出逊色的戏。我在观察蚂蚁,而奶奶正看着我。我感到自己受到了她温柔的微笑的保护。那辆汽车可能在继续它的行程,前往我不知道的目的地,只留下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至今还很清晰:一位老太太和她的孙子凝固在童年永恒的夏天中。那个下午,我们可没做任何不好的事。

本文经授权选自《几乎消失的偷闲艺术》,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达尼·拉费里埃,加拿大法语作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953年出生于海地首都太子港,20世纪70年代相继在海地报社、电台和电视台当记者,后因政治原因移民加拿大。1985年出版首部小说《如何与黑人相爱而心无厌倦》,引起关注,后又推出多部文学作品,如《没有帽子的国度》《疯鸟的尖叫》《下午的魅力永无穷尽》《我周围的一切都在震动》等。其作品《向南方》入围法国雷诺多奖,《少女的味道》被改编成电影,《咖啡的滋味》获加拿大总督奖,2009年,他凭诗体小说《还乡之谜》获法国美第奇奖,该书中文版曾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

责任编辑:颖川(yingchuan@enclavel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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